我大約從十六歲左右開始嘗試寫小說，今年已經五十七歲，屈指一算，斷斷續續地寫了將近四十年的小說了。我之所以說斷斷續續，是因為我並不是像鍾肇政兄那樣孜孜不倦，毫無間斷地一寫就是三十年的緣故。我倒是順看我一己的生命之流，聽其自然，任性地想寫就寫，不想寫就停筆。有時一停就是十年之久，恰似某一類溫泉那樣有時噴出泉水，有時休息，顯然有間歇性存在。在這漫長的時間之中，我常常覺得懷疑。一個人把有涯的生命傾注於寫小說上面，豈非一種浪費？我自己也始終弄不清楚我為什麼要寫小說？寫小說對我有什麼意義？因為這四十多年來寫小說給我帶來的是一連串令人困惑的窘境罷了。似乎我一直生活在冷漠和敵意圍繞之中，不但家人。朋友對我不諒解。甚至因「不務正業」，常受到人們的冷嘲熱諷。生命被損傷，摧毀得痛苦不堪。幾痛不欲生。我在這樣冷酷的環境裡，不被痛苦、窮困擊倒而倒地不起，真是福星高照，我應該謝天謝地。
台灣的寫作環境，從日據時代直到現在都是不理想的，不像先進國家那樣，有成就的作家個個都能「名利雙收」。起碼也不會弄得「三餐不繼」。然而在我們這個傷心之地，作家的命運坎坷是有目共睹的。且不說現時有許多盛年之作家為生活奔波再也寫不出小說，說到我們的前輩作家，其血跡斑斑的苦難，真叫人打從心底深處不寒而慄；翁鬧病死在東京一家瘋人院，楊華上吊自殺，鍾理和咯血而死。自我放逐。坐牢、飢餓、病苦似是台灣作家的家常便飯了。我今天能僥倖活下來，這可算是上蒼特別照顧了我，也可以說「名利雙收」了。
當然胡亂寫了這麼久，也讀了不少談論小說技巧的書，我並非沒有心得，只是我一向認為這些討論寫作訣竅的書，帶給作家的幫助微乎其微。我以為作家必須擁有豐沛的感情才行。這豐沛的感情常常來自作家與生俱來的某一種心靈上的缺陷；即心理的創傷，或者可以說根深蒂固的自卑叢結。所以一個有健全、正常心靈的人，充其量只能寫出燈火般明亮，技巧完美的作品，可惜缺少陰翳；他無法洞悉人類深層意識的污穢和齷齪，而這些潛意識世界裏的魑魅魍魍才是決定小說深度的關鍵。杜思妥也夫斯基之所以偉大，如眾所知，基於他擁有雙重性的「分裂的自我」，他是病態的。當然豐富的情感也可以靠後天的培養去充實。然而培養假象的、激烈的「喜怒哀樂」之情及「多愁善感」，可能有助於作家寫出相當夠份量的小說，可惜這常是曇花一現，當青春的激動逝去之後，留下的只是荒蕪的精神面貌，他不得不向現實低頭，不能經常保持「詩與幻想」的世界，結果只好選擇粗俗平庸的生活同小說世界訣別。這活像年輕公鶴的一陣啼叫呢！這四十年來。我曾看見許多頭角崢嶸的年輕作家搖旗吶喊，曾幾何時旋即被黑暗所吞噬而闃然無聲地消逝不見了。
這樣說起來真叫人洩氣，我似乎在提倡「宿命論」，然而我知道的古今中外夠格稱為偉大的作家，幾乎毫無例外地大都能維持豐沛的情感直到瞑目。把這種敏銳的心思，悲天憫人的胸懷維持一輩子而不墜。可真不容易。這並不能單靠培養和學習，這發自於他們生命不斷的燃燒，而生命的光輝卻是來自於他與生俱來的心靈缺陷，他能審視自己內心世界的混沌和黑暗，才能獲得對普遍人性深刻的洞察。
其次，我以為一個作家必須要有冷澈的、分析的「理性」才行。簡言之，作家必須具有獨得的「作家之眼」，也就是作家要具備觀照人類世界形形色色底事象的能力。一個作家缺乏分析人類活動事跡的屬於一己的「世界觀」，那麼他所寫出的小說必然變成空中樓閣般的虛幻。「世界觀」可以靠後天的生活經驗和學習去獲得。吸收廣泛的、零碎的。或者有體系的知識，通常由閱讀哲學、經濟、社會、歷史、科學等典籍獲得啟示。但這些知識能形成堅強的信念，構成世界觀，卻是要靠實踐。唯有在苛酷的現實生活中的實踐印證下得來的體驗，才能鑄造作家獨得的性情、氣質和闡釋的能力；這構成了作家不同凡響的風格。我們在契訶夫的書齋裡所發現的書籍，大都是上至天文下至烹飪等範圍頗廣的雜書，有關文學的書籍倒很少。哲學是所有學問之母，我以為一個作家不懂哲學性思考，他的心靈必然是閉鎖而狹隘的。他無法從整個人類應走的未來方向來分析特殊的，地方性的歷史、社會變遷的過程，這使得他變成一個喋喋不休的侏儒。
總之，作家必須統合他內心世界的「情」和「智」，才能寫出出類拔萃的小說。而這究竟並不能單靠學習和體驗去獲得。度過這漫長的四十年寫作生涯，很遺憾的，我愈來愈傾向於作家是「天生」的看法。這對於初學小說的年輕人而言，實在是很悲觀而殘酷的一套說法。然而我們不必絕望；究竟「天生」的作家並不多。只要你有貫徹始終的大無畏的意志了這也可以使你成為卓然有成的作家。到底在歷史上留下巨大足跡的偉大作家寥寥無幾呢！一個國家的文學蓬勃的發展也並不能單靠一、兩個作家去推動。這個民主和群眾的時代；唯有眾多作家各盡所能，群策群力，才能形成一股澎湃的潮流帶動民眾走向更高層次的精神領域。
─《作家的條件》，一九八一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