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路〈玉米田之死〉向來被視為八零年代外地文學乃至都市文學的名篇，其中平路本身的留外背景、以及小說中對臺灣原鄉的追索，都共同支撐起了本作品的經典性質，為八零年代漂浮於政治改革、中外文學傳統的跟隨、中國／臺灣主體的選擇等議題而無根的臺灣社會留下顯眼的註解。然而，在對土地的歸返以外，本作更深入地討論了「新時代的變遷」：從已經進入後工業化社會的美國場景，作者更試圖藉此召喚、預視臺灣作為新興工業社會的可能前路，其中無論是對工作本身的循環性質的疲倦、對妻物質主義的厭倦、對乾枯城郊玉米田的排斥，都似乎暗示了作者對所謂「『純樸的』、『純真的』甚至是『孩子氣的』回憶場域」的嚮往與依歸。